【中新社香港一月六日電】（作者　戴夢嵐　邱兆翔）二０二五年十一月，由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組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旗下智庫共同主辦的「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」國際論壇二０二五在香港舉行，論壇主題為「多極世界格局下的經濟變革」。香港如何抓住「十五五」時期國家發展機遇等話題成為與會人士熱議焦點。

　論壇期間，香港特區特首顧問團成員沈聯濤與二００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．斯賓塞（Michael Spence）接受 中新社「東西問」專訪，就「十五五」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如何成為中國高質量發展「火車頭」等議題展開對談。

　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　 中新社記者：二０二五年十月，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《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》（下稱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）。兩位專家如何看待中國通過五年規劃實現國家發展的治理模式？

　沈聯濤：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。

　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，這一目標仍在推進過程中。此外，值得肯定的是，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進展迅猛，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電動汽車、高端製造業等領域的科研實力已位居世界前列。

　邁克爾．斯賓塞：五年規劃的一大亮點在於其延續性。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中探討的諸多議題，在此前的五年規劃中就已埋下伏筆、提前佈局。在我看來，「十五五」規劃需承擔兩大核心任務：其一，應對當前經濟增長面臨的失衡與阻力。其二，推動深層次結構性轉型，核心是需求結構與供給結構的協同調整。這通常被描述為「投資轉向消費驅動」。

　從長期增長動力來看，中國在人力資源、科技研發等無形資產投資方面優勢顯著，美中兩國在數字技術等領域的差距正快速縮小。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容易忽視這類核心資產的積累，但中國顯然不在此列，因此我認為中國完全不會陷入「中等收入陷阱」。

　【中新社記者：「十五五」時期，粵港澳大灣區應如何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的「火車頭」、動力源作用？香港應如何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？

　邁克爾．斯賓塞：最具創新性的經濟生態必須依賴「地理鄰近性」。結合沈聯濤的觀點，這類區域通常具備以下特徵：第一，大學的核心支撐作用。第二，專業的風險投資體系。中國在過去二十年構建了成熟的風險投資體系，這是金融領域發展的重要成就，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之一。第三，適度監管與創業文化。

　作為外部觀察者，我認為香港的文化底色之一是「貿易文化」──擅長商業交易、全球供應鏈構建和談判等，但這種思維模式與深圳或美國矽谷的創業文化存在差異。香港如何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定位自身角色，有多種可能性可供選擇。

　沈聯濤：中國除了粵港澳大灣區，還有長三角地區、京津冀地區，以及成渝地區等多個經濟中心。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性在於，它繼承了改革開放以來設立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。改革開放之初，粵港澳大灣區以輕工業、消費品產業為主，主要面向出口，這一格局的形成源於當時香港製造業向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轉移，由此構建了深度融合的供應鏈體系。

　目前制約大灣區發展的因素之一是區域內的資源整合仍有待加強。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、金融基礎設施、商業體系和物流網絡，這些都能為大灣區發展提供有力支撐。過去深港邊界相關土地資源未得到充份利用，香港正在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，計劃將這片土地打造成產業集群，整合深港兩地資源。未來，北部都會區不僅能將香港人口從約七百萬擴展至約一千萬，更能為香港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。

　如斯賓塞所言，香港具有貿易思維，歷史遺產既可能成為障礙，也可能轉化為優勢。港澳的一些獨特歷史遺產也能在大灣區建設中發揮作用。例如，香港賽馬會將通過賽馬博彩獲得的資金用於慈善事業；澳門特區政府也在思考如何利用自身資源投資於教育和初創企業。這些歷史積累如果投放到正確領域，將有效激發新的增長動力。

　中新社記者：「十五五」時期，粵港澳大灣區應如何充份發揮自身優勢，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？

　邁克爾．斯賓塞：我認為中國「雙循環」背後是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互動。在經濟增長初期，經濟體量較小時，國內市場需求主要集中在食品、住房、能源等基本需求，因此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外部需求；而當經濟體量擴大、逐步邁向發達階段時，國內市場的重要性會顯著提升。

　中國目前已進入這一階段，國內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至關重要。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碎片化、多元化等趨勢，傳統的全球化體系正在發生變化，這意味著中國需要重新平衡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關係。香港作為連接中國內地與世界的橋樑，憑藉其獨特優勢，仍將持續發揮在金融等領域的國際樞紐作用，但同時也需要思考如何在國內市場中發揮更大作用。

　沈聯濤：就像斯賓塞所說，「雙循環」的核心就是尋求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平衡，這需要各方共同參與、共享成果。◇